陈红彦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她入职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相关工作，至今已近四十年 。陈红彦曾任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在岗位上始终践行着“为千年古籍续命”的使命。从深耕古典文献专业到开拓古籍保护、展陈宣传与数字化传播领域，她不仅亲历了我国古籍事业从基础整理到全面发展的转型，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担当，推动古籍保护走上规范化道路，让沉睡的典籍通过多元形式走进大众生活，焕发时代活力。
守望中，古籍行业有了温度
陈红彦于1983年进入古典文献专业学习，这也奠定了她将古籍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改革开放第一年，她考上北京二中，高一时的班主任常康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陈红彦十分享受他的课堂，每次听得津津有味。常康老师常常自己刻蜡板，印上一篇古文给学生们“加餐”，让同学们标点、注释、翻译，陈红彦的兴趣很快聚焦在了古文上。高考时，根据常老师的建议，她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如愿被录取。在北京大学，陈红彦遇到了一众名师。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入学后的第一次震撼，是金开诚先生书法级的板书和渊博的学问。之后，众多以前只在书本上见到名字的前辈教授，如今竟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在身旁谆谆教诲，这令我受益匪浅。”陈红彦说，她在本科阶段接触的老师字都漂亮，学问都好，对教学尽心尽力，同学们也都爱学。四年跟一众名师学下来，学生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老师们的教导至今还常在我的工作中冒出来，包括思维方式，都是有用的。同时我们也有了做人的榜样，都希望成为老师那样的人。”
1987年毕业后，陈红彦进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开启了与古籍相伴的日子。她的第一位部门主任是当代著名学者、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先生，第一位组长是王玉良老师。先生们不仅学问精深，对晚辈的关爱和栽培也令人感佩。陈红彦第一天到办公室报到，发现四下里无人，好奇地问组长王玉良，得到的回答是：头一天大家为了赶交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校对稿，都加了夜班，所以今天稍微休息一下。忆起往昔，陈红彦笑道：“其实好多人都认为图书馆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单位，我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刚一来就知道还要加夜班，哪里轻松啊！”
刚入职的陈红彦尚懵懵懂懂，善本部书库为她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她不禁惊叹着“真大！书架上的书既多又整齐”。没多久，她就核对出一条书目问题：“是一本《古夫于亭稿》，目录误写做了《古夫子亭稿》。”陈红彦兴奋极了，一下子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那时没有电脑，排版还在铅与火的时代，校改的任务之繁重可以想见。但前辈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严谨精神，随着技能的传授也代代相传。”
2001年，陈红彦走上管理岗位。在那之前，善本特藏部主任的任职年龄大多为50岁左右，而这一届，他们三个主任的平均年龄不到36岁。“国家图书馆把管理中华民族最重要文化遗产的担子压给年轻人，大概是出于激发古籍事业活力的考虑，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
上任后，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安平秋、杨忠、曹亦冰几位老师支持下，他们在国图开设“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以典籍话文化。讲座是纯公益性质的，观众没有年龄、身份的限制，时间多在周末。2006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以“文明的守望”为题的展览，展示珍贵古籍和历史上古籍产生、损毁、保护情况及现状，呼吁社会关注古籍保护事业。
为落实古籍保护工作，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政府主导的全国范围的古籍保护工作开展起来。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文化部成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以确保古籍保护工作科学、规范。陈红彦有幸成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第一任主任，也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这一年，距离她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入职国家图书馆整整20年。
在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任职的三年半中，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她几乎没有节假日。团队每年公布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出版一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举办一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特展。筚路蓝缕的拓荒，也奠定了之后的基础。让人感动的是，全国的古籍人都像是注射了兴奋剂，耄耋之年的老专家和年轻人都在加班加点。因为古籍人都知道，古籍工作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机遇难得，必须努力。
开拓中，古籍事业走上快车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能够实现有绪传承、永续传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重视古籍整理修复。新时代，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有300余万册件古籍特藏，是世界上中文古籍最大的存藏单位，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始终将保护古籍安全置于首位。过去保护与利用是古籍服务中最主要的矛盾，曾经有一个说法，古籍动一次折寿60年，对于纸寿千年的古籍而言，减少动用是保护的重要原则。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快速发展，修复师们师古而不泥古，在科技赋能下，用妙手仁心为古籍续命。一方面古籍修复等技艺得到有效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另一方面应用现代技术，完成清宫旧藏“天禄琳琅”书修复、西夏文献修复、敦煌遗书修复以及《永乐大典》修复，实验室纸张纤维检测分析、材料研发……梳理古籍记载、用科技手段一次次尝试，让濒于失传的修复技艺传承，让修复材料的瓶颈逐渐得到解决，让修复更科学规范的机器人设备逐步研发应用等，成为古籍修复在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生动案例。“过去说纸寿千年，代代传承的古籍之爱，让国图的纸本敦煌遗书超过1600年依然触手如新，可以安全交给下一个千年，让更多的人藉此认识古代中国，理解古代中国，这是我们这一代的骄傲。”
修复行业的发展也吸引了社会资金的注入，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和时间赛跑，为珍贵古籍续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承，枝繁叶茂。几年间，科技赋能古籍修复，古籍高清摄影、古籍修复用纸自行抄造、古籍修复浸染、纸张脱酸保护等领域多项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一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的转化利用。
在国图古籍馆，陈红彦有不少亲历的善本回归入藏故事，这是她认为“这辈子特有福气的事”。令她印象最深的莫属一册《永乐大典》，称得上是“天假机缘”。2007年底，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华东组在上海督导，意外获知加拿大华侨袁女士将家藏一册尚保留明代包背装原装的《永乐大典》带回国，希望此书回归故土。督导专家与袁女士见面后兴奋不已，打回电话与国家图书馆核对确认。经文化部、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以及一众专家的协作，在国家文物征集款的支持下，此书与国家图书馆馆藏其他《永乐大典》团聚。此册为“湖”字韵，国图恰好存其前、后各一册，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前后相缀、更为完整。她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是给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份厚礼。其后，传世孤罕的《开宝藏》零卷、阮元《十三经注疏》的一部分稿本、三件早期印刷品、西夏文献等都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入藏国家图书馆。陈红彦感慨道：“亲历国宝回归，是一生的荣耀。”
活化利用，让古籍从过去走向未来
新的时代，传承手段和渠道越来越丰富，珍贵的古籍资源通过出版、数字化、展览、影视甚至游戏与大家的生活产生交集，文化基因得到有效传承，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公布，为古籍的利用插上了翅膀。“我们依托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通过自建、征集，‘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超过10万部（件），并且采用免登录在线阅览方式，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正在建设的智慧图书馆项目将会推进数字人文建设快速发展，让用户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实现“随时随地”、“可视可听”，数字中国中的古籍元素将点亮传统文化的传承普及。
2021年的大年初一，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首播。“当代读书人”与“古代护书人”以跨越时空的对话，解读自古号称难读的《尚书》，辅以戏剧化、影视化的情境还原，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新媒体的运用，让古籍得到活化。
同年，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合作，将国家图书馆珍贵藏品中的名家手书“福”字，结合年轻人喜欢的“梗”制作成福字故事手机壁纸进行推送，为读者送去极具仪式感的春节祝福。2022年新年伊始，双方又联合发起“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以“让中国字源远流长，让好故事生生不息”为主题，通过甲骨文与网文跨越千年的碰撞，以“网文”助力古老的“甲骨文”在数字文明新时代焕发生机。这次活动，甲骨文版站内互动活动曝光量高达2.15亿。团队欣喜地看到，新技术、新手段、新思维，让甲骨文从象牙塔走进生活，在现代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2024年，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传拓技艺”走进了中学校园，让孩子们感受中国文字之美和非遗技艺的神奇。同年6月，国家图书馆发布《山海经》知识库，对馆藏92种《山海经》古籍的内容实现了文本、图像等信息的多维多向关联，读者可通过知识库免费浏览《山海经》海量书影和数字化图轴长卷，进行文献检索和版本比对等。新技术下的古籍打开方式远远不止这么多，有了现代数字技术的加持，观众能更直观、生动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38年来，陈红彦一直从事古籍保护和研究、展陈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见证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坚实脚步。“对于我而言，一个平凡的生命遇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可用个人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为千年古籍续命，并与国家的文运紧密相连，我何其幸运。对承载着中华文脉的古籍而言，无论为之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江山代有才人出，新生代在古籍保护中已经开始担当大任，期待着有更多新人、新思路、新技术、新办法让古籍延续生命，焕发新的活力。
文：张佳敏
图：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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